请美国政府的“御用智囊”们尊重逻辑和事实---向松祚

10月7日，华盛顿着名的智库――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原名叫国际经济研究所，是华盛 顿的主要智库之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是卡特政府负责国际事物的财政部副部长）--的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在英国《金融 时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宏大的救美计划”（A Master Plan for China to Bail Out America）。文章建议（或者贴切地说是要求）中 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借款5000亿美元，以帮助美国政府实施最近成为法令的近9000亿美元的庞大救市方案。作者似乎很替中国利益考虑。他说： 中国政府可以就5000亿美元的庞大借款向美国政府提条件，恰如历次美国政府和IMF拯救其他国家时、也要提出众多附加条件一样。不过，作者 建议的条件只有两个：一是中国政府应该要求美国政府将借款资金用于补充美国银行的资本金，二是美国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去救助那些还不起 按揭贷款、住房被贷款机构强制收回的可怜兮兮的贷款人。假若美国政府答应上述两个条件，中国政府就应该慷慨地施以援手，借给美国5000 亿美元。（作为对比，历来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谓救援其他国家的条件却不是这些：而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策略：他们给被援助国家 提的条件及其苛刻：譬如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汇率浮动、全面开放金融体系、全面开放本国市场，等等）

　　为什么中国政府应该慷慨“救美”呢？彼德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逻辑如下：第一、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救美”，因为全球目前面临的严重 金融危机，中国至少要承担部分责任，他的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政策。原文如此写到：“First, China would be riding to the rescue of a situation partly created by its own policies of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s, which led to lax global liquidity conditions”。 第二、中国“救美”就是救自己。“Second, its economic interest would be served because successful US efforts at rescuing its financial sector could help avert an economic downturn, protecting China’s exports, its growth engine”。第三、中国慷慨“救 美”乃是展示大国风范、展示负责人大国形象的最佳时机。“perhaps most important, it would seal China’s status as a responsible superpower willing to deploy its economic resources for the sake of protecting the world economy，well, what could be more statesmanlike than that?”。

　　好一个宏大的“救美”计划！好一个替中国着想的“大国风范”！好一个“救人等于救己”的忽悠策略！好一个中国要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的 “替罪羊”逻辑！任何稍具经济常识和良知的人都会拍案而起！我请读者朋友上网查找此公全文，然后自己做出判断。

　　首先我们要问：谁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负责？答案就是美国自己！美联储2002-2003年长期极度宽松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全 球流动性泛滥成灾，直接制造了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逻辑和事实都异常清晰，无庸质疑。美联储极度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刺激 美国金融机构大肆放松贷款标准，导致所谓“谎言贷款”、“倒贴贷款”等花样繁多的次级贷款急剧膨胀，刺激美国以投资银行为首的所有金 融机构拼命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业毫无节制地发行了天文数字般的各种债务。与 此同时，统治世界信用评级行业的穆迪、标普、惠誉以瞒天过海的欺诈手段（不是我这么说，美国有许多投资者正在集体起诉评级机构“欺诈 ”），将那些本来是一堆垃圾的所谓按揭贷款资产组合评级为投资级或AAA级，诱使全球投资者（当然某些投资者是自投罗网或主动上钩的）大 肆购买。如此种种，埋下了炸毁全球金融体系的定时炸弹。

　　另一方面，美联储极度不负责任的流动性扩张政策，让美元大幅度贬值、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通货膨胀加剧，本质上是美国向全世界人民 征收了庞大的“通货膨胀税”。当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大搞全球军事扩张，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强化军事基地 和输出意识形态，不得不大搞财政赤字（美国政府90年代财政曾经短暂出现盈余，如今年度赤字已经接近5000亿美元，加上拯救“两房”等金 融机构所增加的债务，美国政府赤字将成倍扩大。累积国债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到如今，华尔街和美国政府制造的“金融核武器”或“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投资大师巴菲特语）终于引爆（它迟早会爆发，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全球各国无一例外都要承担巨大损失（投资 亏损的直接损失和饱受经济衰退和萧条的间接损失）。美国却反过来指责中国要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天理何在？事实何在？逻辑何在？

　　说人民币汇率低估制造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制造了全球金融危机，就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荒谬言论，是彻头彻尾的荒谬逻辑。的确，最 近几年，彼德森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美国政府强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献计献策、制造学术舆论。他们曾经连篇累牍，发表大量研究报告 和论文，构造数学模型，煞有介事，论证人民币升值多少、美国贸易赤字和经常帐户赤字就会降低多少、所谓“国际不平衡”就会纠正多少。 我拜读过彼德森研究所的许多“鸿篇巨制”，理论模型莫名其妙，数学演算故弄玄虚。

　　要单从学术游戏来说，玩玩这些把戏倒也无所谓。然而，任何貌似高深的理论，若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终究要败下阵来。彼德森研究所的诸多 关于人民币应该和如何升值的谬论，早已被事实驳得体无完肤了。可不是吗？2005年至今，迫于美国和IMF的政治压力，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 20%，请问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经常帐户赤字下降了吗？请问美国的财政赤字下降了吗？请问美国政府定义的“国际不平衡”减少了吗？一点儿也 没有，反而都急剧上升了！2002年以来，美联储肆意扩张流动性，美元相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它意味着所有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 国家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当然，最重要的是，各国所蒙受的巨大损失还要包括美联储所制造的全球通货膨胀。事实上，自从1971年美国政府悍 然撕毁国际货币协议（布雷顿森林协议）、并在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以来，美国给世界制造的通货膨胀超越了以往一切人类历史通货膨胀之总 和。以降低美国经常帐户和消除所谓“国际不平衡”为幌子来强压人民币升值，不过是美国蓄意扰乱中国经济金融体系、打压中国经济持续增 长的基本国策。

　　美国政府和彼德森研究所的确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至少是部分实现了）。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金融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制造的巨大风险正在迅 猛地凸显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及其自我实现，导致投机热钱大肆流入中国资产市场炒做，制造了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史无前例的巨大泡沫。泡沫终于破灭了，我们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正在承受泡沫破灭的深重痛苦，无数小民血本无归；人民币升值让数之不尽 的出口企业关门破产，数之不尽的失业者流落街头无依无靠；人民币升值让我们的大量海外资产蒙受巨大损失（须知那些投资海外美元资产的 金融机构和外汇储备，最终要结算为人民币来计算损益）。事实上，中国今天所承受的金融危机痛苦正是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恶果，尽管华尔 街的金融海啸似乎让我们那些犯了错误的官员和鼓吹人民币升值的学者找到了推卸责任的借口。

　　毫无疑问，在强压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制造金融危机灾难的过程中，彼德森研究所“居功至伟“，彼德森研究所的中国追随者们、亦即某些大 肆宣扬人民币必须快速大幅度升值的“大牌”学者们亦“居功至伟”。多年来，那些所谓“大牌”学者或“中国智囊”的观点与美国“御用智 囊”的观点竟然惊人一致，实在令人称奇！

　　最后，彼德森研究所的顾问们必须清楚，中国无须通过拯救美国来挽救自己。中国完全有能力走出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中国更不需要听从美 国政府及其“御用智囊”、华尔街投行首席经济学家们及其他们在中国的“拥护者”的高谈阔论。

　　说道所谓“大国责任”，我们必须反问：美国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他的大国责任和大国风范体现在哪里？难道就是体现在出兵阿富 汗、占领伊拉克、到处用武力抢占石油资源吗（出兵伊拉克的目的就是抢占石油资源，是格林斯潘自己说的）？难道就是体现在压迫人民币升 值、搞乱中国经济金融、给中国制造大量失业人口吗？难道就是体现在自身金融危机应接不暇之时、还要大量向台湾出售尖端武器吗？难道就 是体现在大搞财政赤字和宽松货币政策、让全世界人民都给他上缴“通货膨胀税”吗？美国“御用智囊们”实在是没有任何资格侈谈大国责任 ，他们在中国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们就更没有资格来教育中国人民了。

　　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首先是对自己人民的福祉负责。

美国最近为什么急于向中国示好？---杨松林

最近一个阶段，美国政府明显表现出向中国示好的姿态。在整个欧洲政府和媒体大肆破坏中国奥运圣火传递的5月，虽然CNN也参与造谣，莎朗斯通也胡说八道，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激烈动作，小布什自始至终表示要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这次他不仅在破例在中国待了很多天，而且还表现出很谦卑、和解的样子。他观看美国与中国男篮比赛后美国媒体把这场比赛说成是“篮球外交”，与当年中国“乒乓外交”类比，明确表现出愿意与中国加深“友谊”，开辟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姿态。

　　而强坛右派自然也开始配合。的家写出《奥运会，让我们把更多掌声献给美国运动员》、《开辟中美关系全新局面》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帖子，疯僧则喊叫着要靠近美国远离俄罗斯，映洁的《对外交往：旗帜鲜明地与美国合作》帖子干脆把话题挑到了明处。美国每次在世界上有重大动作，国内鹦鹉们一般都配合。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强坛右派像这次这么激烈、主动地配合，贫道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美国为什么急于向中国示好呢？是中国的韬光养晦，不出头的对外政策起了作用，使美国终于明白了中国的“诚意”，还是别的原因？

　　首先，贫道不相信美国是根据“普世价值”做出目前姿态，这与民族主义无关，只因为这不符合国家发展史的事实和规则。美国只能是因为某种利害关系选择了示好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这样做呢？这要看世界大的趋势。

　　早在世纪初就有专家预测美国经济已经处于危机状态，到去年次贷危机发生后，包括索罗斯在内的经济界已经看出美国将引爆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危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一种是以信用崩溃带来的经济危机。前一种就不说了，后一种形式以1929年西方发生的持续十几年的经济危机和这次次贷危机将引爆的经济危机为代表。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描绘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原因：法币的应用和准备金制度使金融机构具备超出经济增长速度的货币发行能力，超发的货币除了引起通货膨胀以外，最主要的是为楼市和金融证券市场提供了高速扩张的条件。而楼市和金融的疯狂扩张最终将崩溃，从而使大量银行破产并引起经济长期衰退。1933年美国道琼斯股票价值不足1929年的十分之一，美国GDP只相当于4年前的36%，一直到1941年美国才恢复到1929年水平。整个西方工业国都大致如此。如果不是二战，这个情况还会持续下去。美国人对1929年代经济危机是刻骨铭心的。

　　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每年以经济增长的2到3倍速度发行，而各种金融工具制造的衍生货币发行能力更是惊人（2005年全世界金融衍生品的规模是370万亿，两年多已经达到618万亿，是世界48万亿美元GDP的十几倍）。这不仅使美元实际贬值90%，最主要的是大量货币已经不再在实体经济中运行，而是在“赌博市场”（汇市、股市、各种期货）中运行。到新世纪，全球每发生100美元的交易，98美元是在赌博市场中，只有2美元用于生产和服务中。这种情况比1929年严重得多。

　　根据很多非主流学者分析，次贷危机的下一阶段将发生“信用违约掉期”危机。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90年代后期发展的金融产品，简单说就是，先把各种借贷（很多是房贷）变成标准的金融产品，在交易过程中由第三方对这个借贷的违约可能性进行担保（如果到期违约由第三方承担，不违约在期限内要向第三方支付利息。而第三方一样可以把这个担保合同再交易）的金融交易活动。到现在，信用违约掉期交易总额已经接近100万亿美元。经过多次转手，你可能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份借贷产品的持有者到底有没财政能力。由于这种交易是柜台交易，根本没有任何手段监管和控制。美国6月发生的“两房危机”就是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发生问题的征兆。由于这种市场的崩溃近似于大小毛细血管都破裂而不是一两个主动脉破裂，美联储根本无法解救。这个危机最终将引起美国国债市场信用发生危机。美国目前基本依赖外国购买美国国债生活（已经接近6万亿美元），一旦这个危机出现，世界金融体系将崩溃和重新洗牌。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美国人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很多人预计这场危机会在今年年底到2010年出现。这将是一场不知道什么结果的世界经济动荡。

　　说到这里，似乎还没说到正题，因为美国金融危机是自己搞的，与别的国家似乎干系不大。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回头说说中国。

　　中国实现了连续二十多年9%左右的经济增长，中国人很高兴，以为自己创造了“人间奇迹”。其实查一下资料就知道，很多所谓“新兴市场国家”都实现过连续二十多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问题在于，这些国家都在眼看要进入所谓“中等发达国家”前，无一例外的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然后是持续10年左右的经济衰退。

　　资料：

　　几个代表性新兴市场国家从1970年到1997年的26年中年均GDP增长率，

　　以及1997年到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

　　阿根廷： 8.9%——– 6.0%；

　　巴西：9.8%——– 0.4%；

　　墨西哥：10.4%——6.2%

　　韩国： 16.2%——6.4%

　　泰国：13.1%—— – 0.3%；

　　印尼：12.4%——3.6%

　　其中原因贫道就不再分析，因为以前的帖子说得很多了。我们只来看一下这些国家是什么结果：除了持续的经济低迷，还伴随着西方资本基本控制了该国从金融到零售的大部分行业，大量中产阶级沦为贫民（70%左右），贫富分化加剧（拉美从金融危机前0.45-0.5的基尼系数扩大到0.55-0.6），政治、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印尼）。而且从此一蹶不振（因为在危机中国家经济命脉已经被西方资本控制。巴西现在是左翼在台上，但已经失去了作为能力，成为一种“新型殖民地”）。

　　这并不是历史书上说的，而是最近10年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事情。既然没有一个类似国家逃脱过这个命运，凭什么认为中国就一定能够逃脱？中国离被金融洗劫动充分条件已经很接近。只要放开资本项下外汇管制，只要引进各种金融衍生手段（十一五计划已经列入），中国将难逃这个命运。

　　贫道前面讲了两个金融危机，一个是西方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崩溃性经济危机的边缘，一个是中国已经到了出现崩溃行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的边缘。现在不确定的只有一点，就是究竟西方金融危机先发生，还是中国金融危机先发生（学者预计美国金融危机会发生在2010年左右，而十一五计划中国金融开放也在这个时期前完成）。

　　这里面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如果中国金融危机先发生，会连带整个东亚包括印度发生金融危机，大量热钱会掉头重新涌入美国。美国流动性枯竭将缓解，金融危机也会延迟。有了这个喘息机会，美国将处理这个危机多了非常大的筹码，甚至有可能躲过灾难性崩溃。

　　但是，如果美国先点爆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尚没有来得及被西方金融资本洗劫，情况就不同了。虽然在中国和东亚的热钱也会先回美国救主，但中国有条件主动等待机会选择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最主要的是，中国将非常警惕，会选择停止金融全球化的改革，寻求一种相对能够隔离全球经济影响的政策，从而使美国借不上力。虽然中国并不可能在这次危机中沾什么便宜，但对方吃得亏也许一样不小。

　　这就是美国这最近对中国异乎寻常地热乎的根本原因！！

　　那么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不会在这次世界性危机中寻求一个机会呢？贫道看，很难。

　　1929年的经济危机有这样一个特点：与全球市场关系越密切的经济体，遭受打击越大（西方全部国家都衰退），远一点的就好些（三十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黄金期），完全被隔离的国家反而是机遇（被封锁的苏联在危机的第一个5年中从世界第四变成第二，工业总产值从美国的三分之一变成五分之三）。

　　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卷入全球经济中。1990-199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22.7%，而1996-2006年年均增长只有10.4%，下降了一倍多。此后的GDP增长的动力来自外需，也就是贸易顺差。1990年到1996年，GDP年均净增长额中有11.7%来自贸易顺差，而1997年至2003年，贸易顺差占GDP净增长比例已经达到38%。2007年，我国GDP净增长28115亿元人民币，而当年贸易顺差19665亿元人民币（按年中汇率计算），经济增长的70%来自国外需求。外贸依存度接近70%。最难受的是，所谓两头在外的就意味着，原材料和半成品价格人家说了算，产成品的市场价格自己说了不算，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会在这次动荡中损失最严重。

　　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通常是被这样描述的：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可这次就不同，因为人家没有“企业”，没有“工人”。西方这次经济危机只能产生“中国大量企业倒闭”，“中国大量工人失业”的结果。

　　一旦西方经济危机发生，国外需求会严重萎缩，1929年的经济危机就造成世界贸易额大幅下降。中国依赖外需的增长将缺失。

　　是不是外需一减少，内需就会旺盛？不会，内需也会跟着萎缩。中国内需持续低迷与出口多少没有必然关系，内需低迷的原因在于中国早就进入了通常意义下的西方经济危机状态，只是被持续扩大的外需所掩盖罢了。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大部分农民，大部分城市贫民的一个巨大的低收入群体，这个群体对现代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非常差。2005年，全国农民全部消费现金支出比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群体（占全国人口4%，占城镇人口10%，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群体一年的消费现金支出比出还低26%。2006年，占城镇人口40%的低收入群体现金消费支出只相当于10%最高收入群体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占人口73%的9亿5千万人基本不在中国主流消费品和服务的市场上，实际在花钱的只有3亿多。这就是目前的中国国内市场。

　　而一旦金融危机发生，楼市和股市一崩溃，中国所谓中产阶级将大量退回到贫困群体中，消费能力将明显下降。别看今年第二季度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3%（扣除物价因素为13%），这只是进入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人数增加而已。一旦这个阶层人数减少收入降低，情况就发生逆转。同时，随着楼市崩盘和出口企业倒闭，大量建筑业和加工业的农民工将卷铺盖卷回家。到2006年，中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部分的65%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总收入中接近40%来自务工收入。即使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回家，农民纯收入一定是明显负增长。本来有钱的没钱了，本来没钱的更穷了，国内市场只能继续恶化。

　　说到这里，似乎贫道扯远了。但是本论坛是强国论坛，贫道虽然喜欢与人斗嘴，但国家的事情还是希望能说明白。这个道理贫道以前也写过帖子，就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及时研究假如出现崩溃性经济危机后要怎么去做，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回到正题上。美国这次向中国示好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中国是除日本之外持有美国政府债券最大多的国家，虽然热钱在中国已经不少，但是中国结余外贸余额的数字也接近万亿美元。中国实际上是美国假如发生信用危机时能够影响局势的国家。即使美国先发生危机，如果中国做点配合，美国还有可能减轻国债危机引发的美元危机对美国霸主地位的侵害程度（虽然这无非是使下一次危机基本无可救药）。这才是寄生在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身上的这条毒虫的真实目的。

出处杨松林博客

（摘录）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是未来世界新格局的起点---李昌平

　　一、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是一个大阴谋

　　近来，由于粮食供应短缺和粮价飞涨，一些非洲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海地等国家爆发了骚乱，共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安全危机。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3天，远远低于去年年初的169天的水平。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发出了严重警告，《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布朗先生近期也发出强烈呼吁：必须用非常手段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这次粮食危机和以往不一样，是有大背景的。

　　2005年8月，美国总统签署《能源政策法案》，在美国政府财政扶持下，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当时，多数人都认为用粮食生产能源，成本过高，短期不会有太大的前景。至于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何等影响，经济学家们几乎一无所知。但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石油价格狂涨三倍。两年以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是10000亿美圆，可以购买200亿桶石油，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到了16500亿美圆，却只够购买130亿桶石油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圆贬值和石油价格飙升，使生物能源产业变得前途无量了，不仅一下子使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更加有底气[F1] ，还使人多地少、资源稀缺、且重仓美圆的中、日、印、韩等国，损失惨重[F2] ！美国不费力气就赖掉了数以万亿美圆计算的帐。美国不仅由此成为生物能源产业的最大收益国，而且，生物能源产业导致的粮食危机还强化了美国的“粮食武器”（例[F3] ），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回过头去看3年前的《能源政策法案》，《能源政策法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案[F4] ！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起点，美圆贬值、石油和粮食价格飙升，只是《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后的后续步骤。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去思考此次全球性粮食危机，可以预见石油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粮食价格也必将较长时期在高位运行，铁矿石等各种资源价格还将会一路攀升，日中韩印等资源需求巨大、粮食自给困难、且外汇储备庞大的国家，不仅发展成果会逐步蒸发，且发展优势也会随之消解。

　　二、美国视中国和日本为头号假想敌

　　上个世纪，苏联是美国的假想敌，里根政府拖垮了苏联。在苏联解体之前，一个像八九点钟太阳的经济大国——日本，曾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消解[F5] 了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经历了十几年的停滞不前。最近20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已经沦为二流经济国家，至少10年内不对美国经济构成任何威胁。但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日本也开始恢复元气，受美国金融大鳄主导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害的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也步入快速增长轨道。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贸易顺差一年比一年大，美圆储备占到了全球一半多，并且资源消耗快速增长。而美国负债累累，几乎完全靠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家输血而支撑着，长此下去，美国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中国、日本等当然成为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F6] 之后，即使美国有能力偿还债务，美国也不会偿还，因为美国是美圆的生产者，只要美圆依然是世界货币，美国就可以依靠生产美圆赖帐[F7] 。美国无限制生产美圆，一方面导致美圆大幅贬值，致使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俄罗斯等国高额的美圆储备大幅蒸发；另一方面，由于美圆贬值，石油、粮食、铁矿石等资源大幅涨价，导致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资源进口国损失惨重，发展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资源输出国，最终通过美圆储备流向美国。美国虽然也是石油进口大国，石油涨价表面看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但世界石油供应公司几乎都是美国控股的，美国石油大亨们大发石油涨价之财。此外，由于石油价格飙升，美国一方面可以获得粮食和生物能源收益对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美圆贬值获得巨额“赖帐收益”以此抵消石油涨价的不利。自从美圆成为世界货币后，美国就从来没有停止通过美圆向全世界吸血和输出通涨的流氓做法。谁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美国的美圆（石油）武器、粮食武器和军事武器就对准谁。

　　三、未来世界格局之变化

　　自2005年8月布什签署《能源政策法案》开始，世界格局就开始了新一轮眼花缭乱的调整。美国主导的新一轮调整，目标只有一个——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使用粮食武器将使许多缺粮国家陷入动乱和战争。

　　生物能源强化了美国的粮食武器，而粮食武器是比石油武器、美圆武器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等西方国家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1965年～1967年，美国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80年～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最近一些年，美国为了逼迫朝鲜就范，对朝鲜实施了多年的粮食禁运。世界史上有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是美国干的。

　　粮食禁运只是短期事件。更主要的是，美国对农业出口实施高额补贴政策，成功地摧毁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的农民失业，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

　　美国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将粮食危机推向了高峰，粮价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全球一亿多人陷入断粮境地中，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2015年将世界赤贫率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化作了泡影。粮食危机来得如此突然和凶猛，以至于被世界粮食计划署形容为一场“无声的海啸”！美国却在他一手制造的粮食危机中坐收渔利，并且控制非洲、菲律宾、朝鲜等一大批欠发达国家于鼓掌之中。

　　据联合国测算，当原油价格超过60至70美元/桶时，生产生物能源将有利可图。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超过120美元，这对利用粮食生产生物能源具有非常高的吸引力。何况生物能源可以强化美国的粮食武器呢！面对世界粮食危机，无论联合国怎么呼吁，世界仁人志士怎么谴责，美国都不会放弃生物能源，宁可将世界粮食危机的责任推向印度和中国人吃肉。美国人不放弃生物能源，还有更深的考虑——生物能源还是美国10年后转身对付中东、俄罗斯等国的手段。所以，粮食武器将是美国的常规武器。

　　美圆（石油）武器将使中、日、韩、印等国，变成“蜡烛经济”国家

　　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消耗资源以生产美国和欧洲需要的产品，不断换回美圆。一方面美国不断生产美圆导致美圆不断贬值，以蒸发中日韩印等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中、日、韩、印等国不断增加对石油等资源需求、美国主导石油等资源不断涨价，以抵消中日韩印等国的发展优势；美国使用美圆（石油）武器，将使中日韩印等资源贫乏且进口巨大的国家变成“蜡烛经济”国家——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美国最希望日本和韩国沦为二流经济国家，美国更不会让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成为经济强国，顶多让中国、印度成为美国和欧洲生活物质生产基地和人才输送基地。美国出于对日、中、印等国制约的需要，还会进一步默许美圆贬值和石油涨价，直至消耗掉中、日、印、韩等国家的大部分外汇储备；中国和日本必须认识到，在苏联解体之后，日本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事实上的对手。中国和日本再怎么和美国称兄道弟，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美国从来就喜欢玩战争武器。

　　朝鲜战略后，接着就是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刚刚平息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个世界，大战争似乎成为了美国的专利。能够打、并且有打的价值，美国决不手软。石油富裕地区，都必须控制在美国的手中，否则，美国不会善罢甘休，譬如中东；世界贸易都必须用美圆结算，谁不用美圆结算，美国就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谁，甚至开打，譬如伊朗；是战略要害国家，都必须听美国的话，否则美国就会分裂瓦解这个国家，或直接打，譬如朝鲜半岛。对于那些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会支持恐怖势力造成内部战争，如俄罗斯。

　　既然美国选择了美圆贬值、石油涨价和粮价飙升来对付中国、日本、韩、印度等主要对手国家，我相信，只要伊朗愿意和美国合作，帮助美国从伊拉克抽身、并在石油贸易中用美圆结算，伊朗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以色列要么低身和巴勒斯坦握手言和，要么自我边缘。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对待布什下台之后的美国之行，不过不是顺便路过，而是美国的盟友和座上宾。

　　为了钳制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可能会力促南韩和北韩和好，并和北韩结盟。甚至不论南韩和北韩怎么“不懂事”、“不听话”、甚至讹诈，美国都会迁就，因为美国需要朝鲜半岛成为一颗镶嵌在中国、日本、俄罗斯之间的钉子。美国一定会带头公开支持西藏、台湾、新疆“问题”国际化，甚至将恐怖活动引入中国内部，俄罗斯和日本、甚至印度不会这样做，因为一个稳定的中国对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非常有利。印度这样的有核人口大国，也不要做和美国结盟的美梦，一个无核的人口小国——日本强大起来美国都不允许，有核的人口大国——中国、印度强大起来，美国怎么会允许呢？

　　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越南、乌克兰等国，或将会成为美国的新战略伙伴，其亲密程度将远远超过欧盟，因为这些国家和美国的中短期战略不冲突、甚至在美国制约中日印发展的过程中韬光养晦。美国或许会将战火引入欧洲，或许美国最希望看到欧元和欧盟解体。

　　假如十年之内上述预测基本实现，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基本完成之后，或许俄罗斯将再次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那时候，美国将再次推出《新能源政策法案》，美国推出更新的能源法案，参与并积极推动全球性减排，美圆将重新升值，石油、粮食、黄金、铁矿石等商品价格将直线下降。俄罗斯或许再次沦为二流国家。这个世界只要美圆的地位不动摇，就是美国的世界，其他国家都别想崛起，管你和平崛起还是非和平崛起。

　　四、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的战略选择

　　在美圆殖民全球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向美国输血，并承接美国输出经济危机。世界人民已经有所觉悟，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以区域化抵抗美圆殖民化，全球化让位于区域化；区域化的货币、区域化的贸易、区域化的政治联盟、区域化组织等等，将成为主流。公平的全球化，只有等到区域化完成之后。一个能够在区域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优势——武器。要么有货币武器、或粮食武器、或战争武器、或石油武器、或技术武器。当今之世界，只有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是能够在区域化中发挥核心作用。中日俄欧应对美圆殖民全球和美国新一轮战略调整，需要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中国

　　中国有什么武器？中国有核武器，但只能自卫。中国有人民币，但不是世界货币。中国还有什么？每年的贸易顺差，这不仅不是优势，在美圆不断贬值和石油等资源不断涨价的背景下，贸易顺差其实是劣势。但中国还有一个潜在武器——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粮食武器也许比什么武器都重要。中国有众多的勤劳农民和水利化程度非常高的农田，加上农业技术进步等因素，只要国内粮食价格主动和国际粮食价格接轨，提高种粮比较效益，中国的粮食就可以大幅增产。中国最近30年的粮食生产核心经验是，只要种粮比较效益上升10％，粮食就产量增长3％。如果中国粮食价格和国际接轨（价格上涨1.5倍），中国的粮食产量在3－5年内增长1.5亿吨（总量超过6.5亿吨）是完全可能的。届时，中国将有1.5亿吨粮食的出口能力。日本、韩国、菲律宾、非洲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需要粮食，粮食可以为中国换来需要的东西，甚至包括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众多的朋友。

　　中国必须放弃外向依附型发展战略，要依靠国内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贸易顺差不是越多越好，中国需要的是平等贸易和平衡贸易。很多低端的加工车间型“制造业”是可以放弃的——加工一双鞋，自己赚一块钱，别人在鞋产业链条中赚9块钱，却留给自己一大堆污染和社会问题，中国做这样的“世界工厂”是没有必要的。中国需要优先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军事工业，通过军事工业发展，带动民用工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延伸和升级。军事工业要赚钱，民用工业也赚钱。如果没有自己自主的产业，中国不仅留不住外资，内资也会跑的，总有一天会空心化的。中国各地各自为政的招商引资可以休战了，中国缺的不是资本，缺的是自主的技术和产业。

　　过去，中国过于重视同美国和欧洲贸易。实际上，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东北亚、东南亚才是中国最好的贸易伙伴，互补性强，完全可以发展平等和平衡的贸易，实现互惠互利。这些国家持有人民币是不错的选择，同样，中国持有这些国家的货币也比持有美圆强。非洲或许最需要中国的粮食、技术和经验，中国将过剩的资本、粮食和适用的民生技术投向非洲，中非合作或许会给这个世界创造最大的福音。

　　日本

　　日本的优势是日元、技术和发展经验。日本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中国、俄罗斯、印度不在同一水平，因此并不存在深刻的利益冲突，相反，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在美圆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的面前，日本和中国已经没有成为对手的理由，应该成为战略伙伴应对共同的危机。中日联手，世界将由单极格局变成多极格局，不仅彼此互补互助而受益，还可以使世界变得民主、公平、正义，从而使很多国家受益。中日合作，可以使中日都成为有尊严的世界大国；否则，美欧就会通过美圆贬值、粮食和石油涨价向日本转嫁危机，日本经济将会象苏联一样崩溃，将成为二流国家，甚至沦为美国的蜡烛国家——新殖民经济国家。

　　日本有经济总量庞大和技术优势，中国有地大物博、市场庞大、劳动力丰裕、制造业基础良好优势，日中联盟可以改变世界，日本应该承担起主导的角色。日本应该倡导建立亚元和亚元贸易区，携手中国、俄罗斯、韩国、印度等国缔造亚元，东盟和东北亚国家都应该参与其中；亚元区国家之间的贸易，统一采用亚元结算，逐步放弃美圆结算；亚元应该和“粮食＋石油”挂钩，成为“粮食＋石油”本位货币，和没有信誉的美圆构成鲜明对比，恢复世界贸易的公平性。

　　日本应该放下历史包袱向前看，重建有大国姿态和心态。日本只有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结盟，才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如果日本甘愿做美国的“跟屁虫”，是没有前途的，必然会沦为二流国家。这是日本面临的历史性抉择。

　　俄罗斯

　　目前中国经济规模是俄罗斯5倍。以中国人口因素推算中国20~30年将接近或超过美国经济规模，而俄罗斯百年都不可发生威胁到美国的经济规模。俄罗斯虽然不是经济大国，但俄罗斯是一个资源超级大国，也是超级军事大国。俄罗斯不仅是重要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O型血国家。不论当下世界格局如何变化，中日战略同盟需要俄罗斯，美国需要俄罗斯，欧洲其实也需要俄罗斯。俄罗斯的选择，对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日本、中国、俄罗斯能够搁置争议，建立互信，共同以美国为对手，今天的英国就是明天的美国。如果俄罗斯倒向美国，俄罗斯可以获得5－10年韬光养晦的机遇，但不可能成为世界核心国家；如果俄罗斯和日中结盟，俄罗斯将成为世界的核心国家之一，会获得数十年的长期发展机会。俄罗斯年轻的总统把中国作为第一个出访国家，是否表明了俄罗斯的意愿呢？毫无疑问，不论怎样，俄罗斯都必将再次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俄罗斯、中国、日本联盟的形成，将对印度和中东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亚元和亚元贸易区就指日可待；独联体国家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前途，对俄罗斯多几分尊重；欧洲和美国将会讨好俄罗斯，而不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欧洲

　　欧盟以欧元抗衡美圆，这个已经成为现实。欧元一天不死，美国一天都睡不好觉。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利益更重要。欧洲反美或美反欧洲的情绪会在利益冲突下延伸和衍生。欧洲不会对日本有兴趣，日本也不会对欧洲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彼此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结构趋同，都会觉得对方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欧洲和俄罗斯、中国互补性强，只有和俄罗斯和中国交朋友，才能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欧洲和俄罗斯、中国交恶，必然会在美国的挤压下出现较长期经济萧条。日本的昨天也许就是欧洲的明天。欧盟没有核心，做出反中、反俄罗斯的傻事也不稀奇。欧盟是年轻的，需要出成熟的大政治家，那些机会主义式的、小家子气十足的政治人物，只会糟踏了欧盟。

　　2005年8月，美国《能源政策法案》出台，世界格局将由此发生深刻改变。《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就像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和解体一样，历史将记住《能源政策法案》。

　　[F1]世界银行报告说：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２月的３个月间，嘉吉公司净收入从去年的５。５３亿美元增至１０。３亿美元，上涨８６％。经营农业化肥的美国美盛公司同期收入５。２０８亿美元，是去年同期１２倍。主营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加工工业的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在今年前三个月中收入５。１７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４２％。该公司粮食销售和管理带来的营业利润几乎增加１５倍，从２１００万美元蹿升至３。４１亿美元。 农产品价格上涨减少了政府补贴支出。2007年，价格依赖型的政府支出预计为24亿美元，较2006年下降了60亿美元，较2005年下降了110亿美元。政府总转移支付因而下调为124亿美元，这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农业部预计，美国2008财政年度的农业出口额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01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190亿美元。

　　[F2]在中国现有的165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70%为美圆资产，如果按照2005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8.2765：1计算，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经超过15.5％。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1700亿美圆。其利率风险也不可低估，每年大约300亿美圆。

　　[F3]1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之后是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摘编自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

　　[F4]美国生物能源战略的背后

　　美国之所以在本世纪以来大力推广和加速发展生物能源，这与冷战之后全球政经局势的发展、美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密不可分。

　　美国能源政策的改变，乃是因为美国要解决这样几个危及其国家利益的问题。其一是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以便必要时惩罚中东不听话的国家），其二是通过非战争的手段减缓中日印等国家崛起的速度，三是不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四是最好能够间接对美国其他经济部门产生利好影响，或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显然，只有生物能源符合上述四个方面的期望。

　　[F5]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从１９８０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１９８４年高达１６００亿美元，占当年ＧＮＰ的３。６％。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１９８５年９月，美、日、德三国达成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自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与马克开始大幅升值，日元从１９８５年２月的１美元兑换２３６日元到１９８７年升值到１比１２０日元，马克亦然。在日元与马克持续升值而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疲软的美元对国际经济稳定并无好处，美国的对外出口也没有成长且贸易赤字仍旧在逐年扩大。

　　１９８７年Ｇ５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１９８６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１９9０年代日本着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１９９１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雪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对美元的抛售终于引发了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日元持续升值。1985年9月前，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便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此后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十年之久。有专家认为，“广场协议”意味着国际汇率协调已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机制，尽管汇率协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但是它对市场心理有一种牵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干预市场的效果。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F6]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概括起来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具体内容是：美国公布美元的含金量，1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为1盎司黄金=35美元。其它货币按各自的含金量与美元挂钩，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货币都钉住美元，美元成了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

　　1944年7月开始，1973年3月，因美元贬值，引发了欧洲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西方各国经过磋商，最终达成协议，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完全崩溃。也是黄金非货币化的开始

　　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干预黄金交易的市场价格，自此开始了黄金市场化的进程

　　[F7]上世纪80年代，日本金融机构在美元贬值最高峰时，损失高达70%，1000亿美元只剩300亿美元。今天，中国外汇储备 + 私人持有共计17000亿美元外国纸币资产。如果小布什政府向里根政府学习，那么中国就可能出现单在持有的美元资产上的损失就达10000亿美元的事，相当于中国GDP30%多。这就是中国将面对的最大风险。

中美经济轴心或将形成--沈思玮

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争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经济的本质则是价值的攫取，三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唯有诉诸经济才是公认的划分利益的方式，毕竟人类社会已经与动物世界有了本质的区别。

　　一、美国的未来在于形成全球虚拟经济中心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科技、经济强国，其发展潜力与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不可能寄希望于限制其他国家发展而获得发展空间。所以，美国只能带领全球不断打破经济的约束而求得发展，否则人类将会重新回到蒙昧与愚顽的黑暗历史中去。
　　1.美国经济的困境
　　二战以来的全球经济繁荣，美国居功至伟。九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商用化显着地改变了全球经济，也带来了美国经济泡沫以及全球性经济繁荣。
　　2000年以来，一方面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美国为了让经济强制复苏，迅速启动了房地产市场，目前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没有实体经济增长支撑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只能带来“次级贷”。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美元危机一道带来了原材料价格暴涨，资源瓶颈对于全球经济的制约越来越严厉，并成为美国经济的绞索。
　　为了改变这种困境，美国迫切需要全球经济衰退来缓解全球原材料紧缺，而使价格回落。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新能源法》推高粮食价格，另一方面利用金融市场迅速拉高原油价格，以推高全球通胀水平。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美国不能忍受长期的原材料高价格，而发展中国家却有可能在短期的原材料高价格下陷入危机。但这一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越南、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受到冲击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而中国、俄罗斯等受到冲击则较小，连美国白宫与国会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2.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
　　美国是一个有内省力的国家，在一再碰壁以后，很可能会迅速调整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政府接管的方式迅速结束“次贷危机”；二、迫使发展中国家反通胀，以使世界经济整体回落；三、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并扩大伊朗的原油生产；四、加大国内的原油开采；五、继续推高农产品价格；六、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型产业；七、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八、继续推动世界金融一体化以获得金融利益；九、修改美国移民政策以吸引美元回流；十、削减军费。
　　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是在全球资源紧缺条件下，收入与支出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战争手段迅速实现资源平衡是不成功的，所谓欲速则不达。资源紧缺是一个困扰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硬约束，各国对于这一约束的适应水平是决定国家长远发展前景的根本差异。
　　支出层面，美国显然是大大超过了其应该的份额，削减原材料的需求是恢复美国长期经济平衡的关键，国际原材料价格的短期回落将有利于短期缓解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收入层面，作为一个大国不能过度依赖于少数产业，象九十年代美国对于IT与金融产业的过度依赖，2001年以后的房地产繁荣则更荒谬，因为房地产业虽然短期会拉动了国内的经济，长期却扩大了国内的需求，进一步恶化国际收支。
　　所以，美国经济复苏只能是通过多个产业培育来实现。而为了实现这一点，美国必须获得其它国家的信任，美国自发地削减军事支出是必然举措。
　　3.美国经济战略定位是全球虚拟经济中心
　　美国汇聚着全球一流的各类人才，具有全球最有活力的创新体系。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商业潮流的引导者而大获成功，其要点是与全球经济一起成长。当全球面临资源紧缺的空前危机时，美国理当继续擎起科技大旗与世界各国共商对策。不幸的是，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寄望通过滥用武力掠夺其他国家来维系其繁荣，从而把自己置于全球公敌的位置。
　　当前，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扭转，但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因为经济一体化的确为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美国所推行的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一直是通过炮舰外交来实现的，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的警惕与反感。唯有削减军事力量来达到新的全球军事均势，美国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信任，也许需要若干年时间美国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一个冲突的世界。而美国越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将越脆弱，全球金融力量会自发地对美国军事力量形成牵制，没有人可以改变。
　　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应该发挥其技术创造者、价值观主导者、世界秩序引导者的角色。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既实现其利益，又能为全球的未来负责，前提条件是放弃武力。美国可以通过全球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全球的自律与均衡发展来继续保持其大国地位。
　　美国经济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全球虚拟经济中心，要实现这一点，美国需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首要地，自发限制军事实力，主动地构建全球性军事均势。毕竟军事从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达不到目的的手段只能是一种负担而非财富。
　　二、中国的未来在于形成全球实体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历程，我们在获得了一定利益的同时也向外部世界让渡了巨大的利益。表现在，一、中国过去对于跨国公司的欢迎与优惠是史无前例的；二、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让渡的利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真正的双赢，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让渡，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网络舆论为代表，认为一些人出卖了国家利益；一种以“专家学者们”为代表，认为不存在国家利益流失。笔者从情感上倾向前者，但立论却不能情感化。对于“专家学者们”的观点笔者不免嗤之以鼻，因为当代的人没有资格评价当代的历史，学者应该做基础的对策研究以防止国家利益的流失。
　　国家利益是最需要有人对其负责却又最没有人对其负责的一种责任，但政治人物不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从历史的眼光评价，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应从大处着手，而不能从细节入手（戏说历史者流，除了荒谬，还是荒谬）。政治人物的功过表现在是否创造或者顺应了时代潮流，实现了国家崛起，改善了人民生活；是否留下了开创未来的政治遗产而非债务。至于一时的得失在所难免，国家比任何人更像一个商人，交易中的得失既不可能精确计量也很难被完整记录。重要的不是纠缠过去，而是在未来能够吸取足够的教训。
　　1.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以实体经济为导向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是：为了改善人们生活而城市化，为了吸纳就业而扩大投资，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直以改善民生为基本导向。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于产业自主性的长期忽视，民族产业升级缓慢，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过度投资压缩了企业利润，使得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群体产业工人经济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向虚拟化方向发展。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全球原材料高企，在低价原材料价格的补贴之下，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重繁荣。
　　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原材料价格飚升的外部性，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再次被忽略，下游企业仍然处于微利状态。虚拟经济繁荣带来的高成本对实体经济形成压抑，大量企业关门大吉，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中国经济就此陷入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前途未卜。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呈现持续性泡沫繁荣，迅速推高经济成本，中国经济有陷入滞胀的危险。
　　本质上，虚拟经济是一个成本转嫁，价值掠夺的过程，只有当虚拟经济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成功向外部转嫁成本时，才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否则，必然加剧两极分化而危害国家经济与社会稳定。
　　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向外部大规模转嫁成本的条件，更不具备以金融形式掠夺外部价值。以美国的坚船利炮，从外部掠夺价值尚且困难，何况中国。所以，当前国内对于虚拟经济的放纵除，破坏了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是必须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原因。相反地，中国股市的不同定位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股市的繁荣能够促进国内产业整合与升级，则虚拟经济对于经济是有利的。否则，股市的繁荣仍然是财富掠夺的斗兽场，这是2005年以来我国股市泡沫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仍然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升级为基本导向，防止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当然，上山容易下山难，房地产价格泡沫剧烈地破灭也是国家经济难以承受之重。笔者认为应该以适度通胀、居民收入适度上涨、房地产价格适度下跌、人民币适度贬值来化解目前的困境。最为重要的，必须建立经济、企业以及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良好预期。
　　中国经济、金融需要新政。
　　2.全球通胀强化中国实体经济中心的地位
　　当国人对于通胀喊打喊杀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经济能够屹立不倒皆是拜全球通胀所赐。2003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达到7%的增长。道理很简单，在原材料紧缺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消费更少的原材料却开采更多的原材料具有短期竞争优势。2008年以来，国际石油、煤炭等价格达到了难以承受的高价格，越南、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先后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中国受到影响仍然轻微，在于中国产业已经具备初步的成本转嫁能力，国家仍然保持了对于国内资源价格的控制力，并继续在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开采。
　　从长远来看，中国不可能长期通过大规模的国内资源开采来维持这种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应该向朝着争夺全球原材料的产业竞争力方向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当我们自满于目前中国经济良好表现的时候（当前，大规模开采国内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都是欣欣向荣的），将错过奠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时机。
　　中国产业升级刻不容缓。
　　3.中国经济短期内具有非常强的健壮性
　　当国内经济学家们对于美国“次级贷危机”惊慌失措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出乎意料地稳健，于是他们又欢呼雀跃，以至弹冠相庆起来。除了无知，还是无知。
　　中国经济短期具有很强的健壮性（控制论中称为“鲁棒性”），在于中国已经初步获得了全球实体经济的中心地位，并仍然用国内资源耗费来维系这种地位。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
　　笔者以为，中国应该继续推进“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和谐社会”、“节能减排”，这些战略实施的效果决定着中国经济长远前景，而对于GDP、CPI这些细枝末节的指标不要太多地关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
　　当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战略执行能力问题，而不是战术问题。战术的得失不过在升斗之间，而战略的失误则会失去历史。
　　三、中美之间的良性战略互动
　　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虽然有走出低谷的可能，但需要其他国家的强力配合。相反地，中国经济因为具有巨大的短期优势，只有中国能够给美国最大的帮助。
　　笔者认为，虽然美国短期给予中国最大的压力，但长期却与中国有一致的利益。美国的衰落短期会减轻中国压力，长期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美国衰落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稳定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中美结成经济战略轴心是共同的需要。
　　1.中美关系仅限于经济轴心
　　中美经济具有最大的互补性，美国经济优势在于其创新性、价值观主导性、虚拟经济、全球经济秩序主导性，中国则具有全球最大的实体经济。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智慧决定中国不可能在虚拟经济领域挑战美国的地位，在于这种定位本身也是双刃剑，并不总是意味着绝对利益。
　　美国方面，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美国经济、金融、政治地位只能是空中楼阁，衰落是必然的。中国方面，国际秩序、规则对于实体经济的潜在干预风险非常巨大，中国需要稳定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美可以通过结成全球经济轴心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应该加强新能源、环保、节能、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将会在美国经济复苏、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方面给予美国巨大帮助，而美国则应该从产业、金融等方面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国际原材料的基本需求。
　　2.中美战略对话的主导权应该在中国一边
　　美国在全球的核心利益是金融一体化与国际原材料控制权，在美国经济、金融危机、政治可信性下降的背景下，很难实现。美国需要扭转这种趋势，但没有中国的帮助又是不可能的。
　　当前，美国为了局部利益压迫人民币升值、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不利于形成中美互信，是战略的短视行为。由于美国困境的紧迫性，中美战略对话的主动权理应在中国一边。
　　3.中国自主性是中美经济轴心的前提
　　相互给予安全与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来自于经济、金融的自主性，在一定的自主性之下，中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数年里获得稳定的全球实体经济中心地位。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经济、金融才会进一步开放，就像1996年日本金融业全面开放一样。
　　在中国不具备进一步金融开放的前提下，美国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与中国的深层次合作，只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的自主性还包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与美国军事上的均衡是美国获得国际信任的关键，也是全球稳定的基石。美国军事力量的削弱与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将会从实力上保证中美两国分别成为全球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开启全球的未来。
　　后记：大选在即，笔者期待美国改弦更张。

美国金融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宋鸿兵

美联储完全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已不可避免，发生的时间段就是2008年6月到2009年夏，但直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完全没有向世界投资者发出任何预警。在毫无警觉和预防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广大投资人势必遭受重创。

　　如果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无法避免的话，那么危机的四个阶段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第一阶段的次贷危机好比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地震；第二阶段的信用违约危机就是一场国际金融海啸；第三阶段的利率市场恐慌相当于美元危机的火山喷发；第四阶段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片衰退下的冰河期。现在，第二阶段来了！

　　海啸登陆

　　2008年6月6日，美国股市出现了15个月以来最大跌幅的“黑色星期五”，纽约股市暴跌394点，其幅度甚至超过了次贷危机最高峰的2007年8月。显然，次贷危机并没有结束，而是剧烈升级了。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世界金融市场中海啸级别的金融风暴已经悄然登陆，这次的主角就是现在还鲜为人知的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Defa ultSwap）。

　　信用违约掉期是1995年由摩根大通首创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金融资产的违约保险。长久以来，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始终面临一种潜在的危险，这就是债务方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期支付债务的利息，如此一来，持有债权的机构就会发现自己所持的金融资产价格贬值。如何“剥离”和“转让”这种违约风险一直是美国金融界的一大挑战。

　　信用违约掉期的出现满足了这种市场需求。作为一种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信用违约掉期使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能够找到愿意为这些资产承担违约风险的担保人，其中，购买信用违约保险的一方被称为买家，承担风险的一方被称为卖家。双方约定如果金融资产没有出现违约情况，则买家向卖家定期支付“保险费”，而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承担损失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实物交割”，一旦违约事件发生，卖保险的一方承诺按票面价值全额购买买家的违约金融资产。第二种方式是“现金交割”，违约发生时，卖保险的一方以现金补齐买家的资产损失。信用违约事件是双方均事先认可的事件，其中包括：金融资产的债务方破产清偿、债务方无法按期支付利息、债务方违规招致的债权方要求召回债务本金和要求提前还款、债务重组。一般而言，买保险的主要是大量持有金融资产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而卖信用违约保险的是保险公司、对冲基金，也包括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约持有双方都可以自由转让这种保险合约。

　　从表面上看，信用违约掉期这种信用衍生品满足了持有金融资产方对违约风险的担心，同时也为愿意和有能力承担这种风险的保险公司或对冲基金提供了一个新的利润来源。事实上，信用违约掉期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热烈追捧，其规模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其中，这一数字只包括了商业银行向美联储报告的数据，并未涵盖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数据。据统计，仅对冲基金就发行了31％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而不久前被摩根大通收购的大名鼎鼎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就是13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对家。如果贝尔斯登真的倒闭了，将引发全球信用违约掉期市场的雪崩，2007年的世界金融市场也许早已是一片废墟了。

　　致命缺陷

　　问题是，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62万亿美元的规模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信用违约掉期完全是柜台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格林斯潘曾反复称赞信用违约掉期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分散了美国的信用风险，并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韧性，他认为银行比政府更有动力和能力来自我监管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从而坚决反对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然而，事实是信用违约掉期已经发展成为一枚正在嘀嗒作响的“金融核弹”，随时威胁着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安全。

　　信用违约掉期的另一个巨大风险是没有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没有准备金保证要求，没有风险对家的监控追踪，一切都是在一个不透明的圈子里，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在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交易商们获得最高的收益。

　　与此同时，信用违约掉期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了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双方其实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这种对赌的行为和规模早已远远超出信用违约掉期设计的初衷。

　　目前，人们没有意识到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垃圾债券和其它债券的违约率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危险的乌云正在迅速聚集。美国垃圾债券的违约率已经从2007年4月的1.5％迅速爬升到了2008年4月的2.1 ％。根据穆迪的模型，在未来一年中垃圾债券的违约率将暴涨近300％到6.1％。不过，从美国历次的经济衰退所出现的情况看，穆迪的模型这次可能又会出现类似CDO估值的严重偏差。从历史上看，美国经济一旦进入衰退，如1991-19 92年，2001年和2002年时，垃圾债券的违约率会从3％-4％的水平跳升到10％或更高。考虑到这次美国出现的危机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上两次衰退，美国经济下半年一旦进入衰退阶段，2008年-2009年的垃圾债券的违约率很可能会超过10％。

　　与上两次经济衰退截然不同的是，1991-1992年时，美国尚没有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产品，2001- 2002年时，信用违约掉期的规模仅有1万亿美元，而且垃圾债券的比例只有8％。但这次的情况是，垃圾债券的比例在2 007年已高达40％，信用违约掉期的规模更膨胀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2万亿美元。如果以2002年以来的垃圾债券平均比例来计算，大致是30％的水平，如果债券损失恢复率是50％的话，信用违约掉期将造成的损失是，以穆迪的模型计算大致为5000亿美元，以历史经验数据的10％的违约率来估算则会超过1万亿美元，这样的巨大损失是2007年次贷危机高峰期的2-3倍！

　　击垮美国的四个步骤

　　其实，正在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只是美国全面债务危机的引爆器，美国债务高企这一结构性矛盾必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发展过程大致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流动性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段是2007年2月到2008年5月，主要特点是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支付危机，金融市场中一切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如次级MBS债券）及在这些证券之上进一步衍生出的新的金融产品（如CDO）出现了严重贬值，以这些金融资产为抵押向银行以15-30倍杠杆贷款的各类基金被迫竞相变卖资产来缓解银行催债的压力，此时，大量的、同时的、恐慌性的资产抛售导致了金融市场流动性急剧凝固，至此，支付危机终于演变成为流动性危机，而流动性危机反过来引发金融资产价值进一步暴跌，银行出现大量坏账。随着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联合大规模注入流动性，这一阶段的危机已经出现缓解。但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将持续到2011年或2012年，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将难以出现真正的复苏。

　　第二阶段，信用违约危机。从2008年6月起，美国正式进入了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信用违约掉期 （CDS，CreditDefaultSwap）等金融衍生品市场即将出现全面危机。第一阶段的流动性危机的缓解并不意味着信用违约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得到了有效控制。信用违约掉期（CDS）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成为像次贷危机一样家喻户晓的热门词汇。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JunkBond）、资产抵押债券（ABS，其中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消费贷款等）、按揭抵押债券（MBS）、杠杆贷款等债务工具将出现信用违约的连环危机。其中特别是垃圾债券的违约率将在未来的一年内出现300％到500％的暴涨。2008年到2009年，基于这些债券信用赌博之上的金融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将造成高达1万亿美元的巨大损失，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力将数倍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信用违约危机的到来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金融灾难。一些世界着名的大型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倒闭或被收购。

　　第三阶段，利率市场危机。在大规模信用违约危机的剧烈震荡之下，美国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将再度出现流动性枯竭危机，其背后的原因将是对偿付能力的担忧急剧增加。美国最大的两家政府间接担保的按揭贷款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由于自有资本金的超级单薄，很可能会出现重大危机，其发行的信用等级接近美国国债的债券可能出现孳息率大幅上升的危险局面，这种危机将传染60年以来被世界公认是最安全的金融资产—美国国债的信心，从而触发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市场震荡。金融衍生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利率掉期市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

　　第四阶段，美元地位危机。美国国债和房利美、房地美的债券信心危机将导致世界范围内对美国金融产品的恐慌性抛售和美元的失控性暴跌，由于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全球贸易的70％以美元结算的客观现实，美元的危机必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从本质上看，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逐步演变成为“资产膨胀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次贷危机并非事出偶然，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以及这种失衡所造成的巨大债务问题。众所周知，一国的投资应该与该国的储蓄相当。美国的储蓄率1984年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 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创下1933年大萧条时代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深陷泥淖的美国经济

　　美国自身创造的财富已经不足以负担越来越庞大的开支，而全球化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各种金融创新手段，使美国得以吸纳来自其它国家的储蓄来弥补自身储蓄的不足。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7年上半年，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共吸纳外国储蓄总额高达5万亿美元。各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各类金融产品而流入美国的资金大大压低了美国长期贷款的收益率，充裕和廉价的外国资金刺激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空前活跃。在高倍杠杆贷款和金融衍生产品的超级放大作用之下，直接催生了美国资产价格的膨胀。

　　另一方面，美国资本市场的各类金融创新产品使得美国老百姓可方便快捷地从资产增值中直接套现，房地产和其它资产增值一度成为美国人消费的“自动取款机”。源源不断的外国储蓄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流入美国资本市场，在压低长期贷款成本的同时，不断推高美国的资产价格。而金融创新则将资产增值部分迅速转化为美国人消费的现金。在财富增值的鼓舞下，美国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不断以增加负债为代价，大胆消费，从而刺激了GDP的增长，经济发展得以延续，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房地产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因此，只要美国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外国储蓄就会不断涌入，美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资产膨胀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就可以继续维持。

　　但是，借助其它国家的储蓄来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必然面临庞大的债务问题，在消费者实质收入增加有限的情况下，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以及相应巨额利息支出的负担将不可避免地压垮资产价格继续膨胀的势头。一旦资产价格上涨停止，消费者将面临“自动提款机”停止工作的窘境，长期的低储蓄和负储蓄问题将浮出水面，巨额债务的支付危机将演变为信用危机，当信用危机扩散到整个资本市场，全面的债务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

　　准确地说，美国次贷危机只是一个引爆器，其背后的48万亿美元的总债务和45万亿美元的财政亏空才是真正的巨型火药库。目前美联储以及欧洲、日本央行的联手海量注入流动性行为，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这些措施虽然能够暂缓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枯竭危机，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本身的巨大债务问题。而且随着增发货币所导致的通胀压力抬头，也将制约各国中央银行们的货币政策范围。

　　根据美国次贷的利率重设高峰和垃圾债券违约率预测可以看出，2008年的6、7、8月，2009年3月，20 10年9月，2011年8月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全面升级的危险时段。其中2008年的6、7、8月和2011年8月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将最为剧烈。

中国高层地震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被限制出国

据世界首席财务官报道http://cfo.icxo.com讯，由于太子党之间的斗争，中国高层即将发生地震，继中国发展银行行长，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被中纪委双规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被限制出境，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被限令交代问题，中国高层领导出卖国家经济利益的黑幕将被逐步揭露。

这次大跌的原因是原证监会副主席已被中纪委双规（传收受太保上市时股份5000万股)，证监会高层亦有很多涉案(中纪委当初去查处时尚包庇),中纪委还在查处新股发行时网下配售的基金公司由证监会指定时有无存在权钱交易,涉及M多的基金公司,这次大跌就是基金公司大卖空对抗高层希望不要查下去,给高层加压。消息绝对可靠。

据传，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已经被限制出国，其持有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护照被勒令上交。原因不明。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照片及简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1946年8月28日生，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名誉博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副行长、福建省分行行长；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秘书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国际金融协会（IIF）副主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咨询顾问委员会主席。

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董事、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中心名誉主任、兼职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荣誉教授，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金融领导人国际中心（ICLIF）成员。2001年被《亚洲周刊》（Asian Week）评选为当年50名亚洲之星（Asian Stars）之一。

是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

焦点专题：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战争”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破7”的金融大事件似乎还让国人沉浸在“人民币升值”的沾沾自喜中意犹未尽，最近几天来人民币更突然加速了升值速度。据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破6.93，以6.9295创下汇改以来新高。这是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出的第40个新高，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幅已经达到5.41%（6月4日《上海证券报》）。5.41%什么概念呢？经济学家叶檀的博文中有详细的解释


究竟人民币升值是喜是忧？背后莫非潜藏着一条可怕的黑洞吗？为什么张五常等经济学家也认为：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困境，主要不是因为兑美元上升了，而是比起其它廉价劳力的地区的币值，人民币是上升了——是美元的下跌而推上去的。各路经济学人、财经评论员纷纷在 腾讯财经博客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各抒己见，让人们了解人民币快速升值背后的更多常识和预见——

乐观派] [张五常：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是大错]
　 [易宪容：美元贬值为什么不可逆转？]
　 [谢国平：“人民币贬值论”很荒谬]
　 [人民币汇率擦去蒙代尔印迹是中国的福音] 　

[谨慎派] [叶檀：中国货币市场会像越南一样快崩盘]
[齐俊杰：人民币升值为何购买力降低了？]
　 [余丰慧：人民币过快升值带来巨大风险！]
[叶檀：央行货币战四面楚歌]

[中立派] [左小蕾：货币政策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何耀兴：人民币汇率升降的利与弊]

叶檀：建行贱卖谁受损？

建行与美洲银行的交易让国人痛心，秋后算帐式的贱卖论甚嚣尘上。在美洲银行赤裸裸的赢利数据面前，为贱卖论辩护的人应该闭嘴。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贱卖的实质，其实质是维持现行金融格局、避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破产被迫交的学费。
美洲银行大获其利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建行5月27日发布公告，美洲银行将行使认购期权，在6月5日前向中央汇金公司购入60亿股H股，交易价格是2.42港币，而建行H股当日收盘价为6.65港币，折价率高达63.60%。

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订立投资协议及战略性协助协议，获9%股权；同年8月29日，作为建行大股东的汇金公司又与美国银行订立股份及期权收购协议，再获最高19.9%股权。美银持有建行191.33亿股的成本不超过240亿港元，以目前6.7港元的价值计算，这部分股权市值为1282亿元，在股权投资上美银目前账面盈利为1042亿元。如果美银增持至19.9%，理论上可以增持的股份达到273.71亿股，若以2.52港元的行权价计算，按照公告当日收盘价计算，这部分的账面盈利可以达到1100亿元以上。美洲银行还可以通过抛售过解禁期的旧股低价吸股，进行无风险套利。

让人胸闷的是，美洲银行是在桌面上公开获利，完全符合契约。明知是个圈套，还不得不钻，世界上最痛苦的买卖，莫过于此。

中国银行业贱价出售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缺少话语权，缺少话语权的结果是缺少定价权。我国国有控股大型银行上市之前处于破产边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与国际投行不屑一顾，银行界人士低声下气到处找战略投资者，因此以上市前的净资产定价成为准则。美洲银行初次入股建行的价格仅比建行每股净资产高15%。

其次，对于引入外资行进行战略性改革过于乐观。按建行招股书中的披露，建行与美洲争行曾签订独家协议，美洲银行在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及管理等7个领域向建行提供战略性协助，并为此向后者派驻约50名人员。直到最近，建行还在开列美洲银行对建行的功劳清单。据称，过去两年多来，围绕建行的发展战略，美银和建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用卡、个人银行业务、全球资金服务、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战略协助与合作，共启动26个协助型项目。

但19.9%的股权不足以让外资银行花大力气倾囊相授，金融业的开放使外资行直接在中国境内开设法人行更加划算。虽然美洲银行承诺不在中国开展业务，但实际上在暗度陈仓。双方合资成立的信用卡公司有望近期在上海开业，双方按照75.1：24.9的比例出资设立的建信金融租赁公司已经成立。对于美洲银行而言，一旦金融业放开，在中国的信用卡与金融租赁市场就能有宽阔的立足之地。

第三，对上市之后中国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能力估计不足，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美洲银行最终的行权价将不低于当时建行每股账面值的1.2倍，可见，有关方面对于中国本土金融的发展没有信心。有关方面当时显然认为建行发展能力堪虞，他们以内部人的身份给建行的股价定了性。

第四，通过廉价出售股份，有关方面希望借美洲银行之船使建行扬帆出海，进行海外业务布局。2006年8月，建设银行公布收购美银亚洲100%股权，作价97.1亿美元，相当于美银亚洲2005年年末净资产的1.32倍。通过持股美银亚洲，建设银行完成在澳门、香港、澳大利亚的利分布局，同时拥有保险、证券、银行等全业务，海外零售银行业务获得长足发展。建行可以以此为借口，认为自己与美洲银行之间是公平交易。但建行出售母公司股份与美银出售战略调整的非核心资产价格相当，很难说是笔公平的买卖。

美银得到大利，建行说自己同样获利多多，而代表财政持股的汇金也获得了不菲的收益。那么，谁受损了呢？成本由谁承担了呢？全体纳税人。他们承担了核销建行呆坏帐的成本，使建行股价有了起飞的平台；所有其他以高价买入建行股份的股东：一旦建行的财务数据出现风吹草动，他们就得作好兜底的准备。另外承担隐性成本的是所有不能进入金融行业的国内资本，他们没有市场参与权。只不过，这些损失如此隐蔽，以至于大家以意损失并不存在。

注：只要建行财报继续花团锦簇，表面上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也就是说，如果建行效率提高所得收益大于美洲银行收益，那就是好买卖。但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说，我国银行都没有经历过经济下行周期的考验，70%以上的收入来自存贷差。对于银行的自我表彰，还是冷静一些的好。事实上从银行的赢利来源看，恐怕还是靠政策之天吃饭。

http://club.qianlong.com/?1353169

张宏良：建行贱卖，三言两语，九牛一毛

今天美国银行又以2.42元低价收购中国建设银行60亿H股，按照目前6.65元市价计算，美国银行今天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人民币。虽然这250亿不过是席卷中国金融业所获巨额财富的九牛一毛，却已超过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不要说什么这是美国银行行使期权，当初确定2.42元期权价格时,建设银行的H股股价已与现在相当，并且当时美国银行以0.94港元获取了190亿股,获利更是超过千亿。而建设银行的国内发行价是6.45元，高于对美国银行发行价6倍多。本国人购买本国股票却要比外国人支付高达6倍以上的价格，全世界绝无仅有。只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只是建设银行如此，中国所有股票发行都是如此，中国石油的内外发行价更是相差10倍，所以中国石油一上市，美国巴非特就赚了数百亿，瑞士瑞银集团也赚了数百亿，而投资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却被套资金接近3千亿，相当于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的10倍。

旷古未有的惊人暴利吸引了全世界的金融大鳄聚餐中国，已被外资控股的中国平安准备一次圈钱1600亿的计划更是刺激了国际金融大鳄的巨大胃口，他们已不满足于廉价收购和控股中国公司和银行，而是要在中国发行股票债券直接圈钱，中国已接受了国际金融大鳄这个要求，媒体主要是证券类媒体对此开门揖盗的主要解释就是：国际金融大鳄进入越多，国家金融就越安全。这无异在说,入室盗贼越多,家产就越安全。

2008年的中国啊，我们承受的灾难已经够多了！

第四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又要开始了，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刚刚出台了阻挡外资进入金融领域的管制法案，他们穿上了厚重的盔甲，却在脱掉我们最后一件裤衩。结果就是美国在利用外资，中国却是被外资利用。

我突然想起了历史名将左宗棠，他曾经仰天悲叹：一个李鸿章，抵得上十路法国大军。现在则是几只美国鹦鹉，就能影响中国70万亿金融资产的去向。

叶檀：“建行贱卖论”说明了什么？

个论
　　
　　建行成为新导火索，金融资产贱卖之争烽烟再起。一星半点的火花，就能引起举国热议，只能说在中国金融资产的交易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漏洞。“建行贱卖论”同时形象地说明，以市场化为名的反市场正大行其道。

　　市场化的基础是充分竞价原则，而我国金融机构出售过程中主要的制度漏洞就是市场交易对内不开放。只对外资开放，算不上真正的市场化。

　　像所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样，建行注资上市之初眼光向外，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为能事。目的是为了中国金融机构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国际化，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无法形成公开的竞争市场。对外部分开放(因为外资持股比例受到刚性限制)、对内不开放市场的结果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金融机构丧失定价权，外资一致看空中国金融股价格，必须给予外资汇率折价。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出售资产时有前车之鉴。如摩根士丹利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买到的资产几乎全部在一两年内又卖给了资产所在地的中国投资人，中国投资者成为二等公民。

　　制度性漏洞带来了技术性漏洞。如上文所说，无法形成充分竞争的另一个恶果是定价畸低，以净资本定价，外资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数倍收益。以此次建行为例。5月28日，根据协议，美洲银行通过增持汇金转让的建行股份至19.9％，达到银监会规定的单个外资行不能超过20％的持股上限，按照建行每股6.65元的市价，美国银行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人民币。而美洲银行最初以0.94港元获取了190亿股，获利超过千亿。美洲银行可以以每股2.42元的低价购买建行限售股，而国内的资金即便出一倍以上的价格也无法买到股份。

　　有人辩解说，美洲银行获得的只是账面资产，美洲银行给建行提供了国际一流的银行经营与风险控制系统，同时，美洲银行有限售期，付出了机会成本。可以肯定的是，美洲银行会付出机会成本，但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美洲银行第一批限售股即将到期，以目前建行的股价，美洲银行闭着眼睛可以获得4—5倍的收益。这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买卖，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这一现实。

　　另一方面，这些国有控股企业红利应该由国内公众分享。在撒切尔夫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遵循的是国内公众利益为主的原则。我国恰恰相反，国内公众付出了双重代价，一是上市注资时以公共财政与特殊低息国债的方式为建行呆坏账兜底；二是上市之后以超出于H股(发行价每股2.35港元)2.7倍的价格发行A股(A　股市场的发行价每股6.45元人民币)，这说明国内公众是建行的托盘者。不仅如此，国内的储户都需要支付高额的存贷差、负利率等隐性成本。

　　事实上，引进的不论是内资外资，只要我国金融机构能够增强竞争力就是好买卖。在许多银行哭着喊着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国内竞争力一流的招商银行却特立独行，公开表示不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招行董事长秦晓提供了三条理由：第一，招行有A股和H股市场融资，还有可转债、次级债等发行，没有必要和需求来让出折扣，引进投资者；第二，招行从企业法人制转为股份制，而后发行A股和H股，有100多家股东，重大事项须经董事会批准，公司治理结构透明；第三，20％的外资持股上限，意味着外资投资者不具备话事权，不可能产生吸引外资银行品牌、技术的内在激励，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这三条理由彻底推翻了引资为引智、引品牌、引国际先进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技术的神话，而这正是吸引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基础性理由。

　　如果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托管给招商银行的管理团队，也许是一个成本和代价最小的改革。以银行管理的优质基因取代那些一心想着国内外资金救助的劣质基因，完全符合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宗旨。

　　叶檀(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