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争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经济的本质则是价值的攫取，三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唯有诉诸经济才是公认的划分利益的方式，毕竟人类社会已经与动物世界有了本质的区别。
一、美国的未来在于形成全球虚拟经济中心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科技、经济强国，其发展潜力与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不可能寄希望于限制其他国家发展而获得发展空间。所以，美国只能带领全球不断打破经济的约束而求得发展，否则人类将会重新回到蒙昧与愚顽的黑暗历史中去。
1.美国经济的困境
二战以来的全球经济繁荣，美国居功至伟。九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商用化显着地改变了全球经济，也带来了美国经济泡沫以及全球性经济繁荣。
2000年以来，一方面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美国为了让经济强制复苏，迅速启动了房地产市场，目前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没有实体经济增长支撑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只能带来“次级贷”。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美元危机一道带来了原材料价格暴涨，资源瓶颈对于全球经济的制约越来越严厉，并成为美国经济的绞索。
为了改变这种困境，美国迫切需要全球经济衰退来缓解全球原材料紧缺，而使价格回落。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新能源法》推高粮食价格，另一方面利用金融市场迅速拉高原油价格，以推高全球通胀水平。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美国不能忍受长期的原材料高价格，而发展中国家却有可能在短期的原材料高价格下陷入危机。但这一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越南、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受到冲击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而中国、俄罗斯等受到冲击则较小，连美国白宫与国会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2.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
美国是一个有内省力的国家，在一再碰壁以后，很可能会迅速调整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政府接管的方式迅速结束“次贷危机”；二、迫使发展中国家反通胀，以使世界经济整体回落；三、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并扩大伊朗的原油生产；四、加大国内的原油开采；五、继续推高农产品价格；六、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型产业；七、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八、继续推动世界金融一体化以获得金融利益；九、修改美国移民政策以吸引美元回流；十、削减军费。
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是在全球资源紧缺条件下，收入与支出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战争手段迅速实现资源平衡是不成功的，所谓欲速则不达。资源紧缺是一个困扰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硬约束，各国对于这一约束的适应水平是决定国家长远发展前景的根本差异。
支出层面，美国显然是大大超过了其应该的份额，削减原材料的需求是恢复美国长期经济平衡的关键，国际原材料价格的短期回落将有利于短期缓解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收入层面，作为一个大国不能过度依赖于少数产业，象九十年代美国对于IT与金融产业的过度依赖，2001年以后的房地产繁荣则更荒谬，因为房地产业虽然短期会拉动了国内的经济，长期却扩大了国内的需求，进一步恶化国际收支。
所以，美国经济复苏只能是通过多个产业培育来实现。而为了实现这一点，美国必须获得其它国家的信任，美国自发地削减军事支出是必然举措。
3.美国经济战略定位是全球虚拟经济中心
美国汇聚着全球一流的各类人才，具有全球最有活力的创新体系。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商业潮流的引导者而大获成功，其要点是与全球经济一起成长。当全球面临资源紧缺的空前危机时，美国理当继续擎起科技大旗与世界各国共商对策。不幸的是，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寄望通过滥用武力掠夺其他国家来维系其繁荣，从而把自己置于全球公敌的位置。
当前，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扭转，但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因为经济一体化的确为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美国所推行的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一直是通过炮舰外交来实现的，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的警惕与反感。唯有削减军事力量来达到新的全球军事均势，美国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信任，也许需要若干年时间美国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一个冲突的世界。而美国越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将越脆弱，全球金融力量会自发地对美国军事力量形成牵制，没有人可以改变。
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应该发挥其技术创造者、价值观主导者、世界秩序引导者的角色。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既实现其利益，又能为全球的未来负责，前提条件是放弃武力。美国可以通过全球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全球的自律与均衡发展来继续保持其大国地位。
美国经济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全球虚拟经济中心，要实现这一点，美国需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首要地，自发限制军事实力，主动地构建全球性军事均势。毕竟军事从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达不到目的的手段只能是一种负担而非财富。
二、中国的未来在于形成全球实体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历程，我们在获得了一定利益的同时也向外部世界让渡了巨大的利益。表现在，一、中国过去对于跨国公司的欢迎与优惠是史无前例的；二、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让渡的利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真正的双赢，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让渡，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网络舆论为代表，认为一些人出卖了国家利益；一种以“专家学者们”为代表，认为不存在国家利益流失。笔者从情感上倾向前者，但立论却不能情感化。对于“专家学者们”的观点笔者不免嗤之以鼻，因为当代的人没有资格评价当代的历史，学者应该做基础的对策研究以防止国家利益的流失。
国家利益是最需要有人对其负责却又最没有人对其负责的一种责任，但政治人物不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从历史的眼光评价，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应从大处着手，而不能从细节入手（戏说历史者流，除了荒谬，还是荒谬）。政治人物的功过表现在是否创造或者顺应了时代潮流，实现了国家崛起，改善了人民生活；是否留下了开创未来的政治遗产而非债务。至于一时的得失在所难免，国家比任何人更像一个商人，交易中的得失既不可能精确计量也很难被完整记录。重要的不是纠缠过去，而是在未来能够吸取足够的教训。
1.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以实体经济为导向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是：为了改善人们生活而城市化，为了吸纳就业而扩大投资，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直以改善民生为基本导向。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于产业自主性的长期忽视，民族产业升级缓慢，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过度投资压缩了企业利润，使得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群体产业工人经济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向虚拟化方向发展。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全球原材料高企，在低价原材料价格的补贴之下，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重繁荣。
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原材料价格飚升的外部性，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再次被忽略，下游企业仍然处于微利状态。虚拟经济繁荣带来的高成本对实体经济形成压抑，大量企业关门大吉，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中国经济就此陷入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前途未卜。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呈现持续性泡沫繁荣，迅速推高经济成本，中国经济有陷入滞胀的危险。
本质上，虚拟经济是一个成本转嫁，价值掠夺的过程，只有当虚拟经济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成功向外部转嫁成本时，才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否则，必然加剧两极分化而危害国家经济与社会稳定。
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向外部大规模转嫁成本的条件，更不具备以金融形式掠夺外部价值。以美国的坚船利炮，从外部掠夺价值尚且困难，何况中国。所以，当前国内对于虚拟经济的放纵除，破坏了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是必须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原因。相反地，中国股市的不同定位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股市的繁荣能够促进国内产业整合与升级，则虚拟经济对于经济是有利的。否则，股市的繁荣仍然是财富掠夺的斗兽场，这是2005年以来我国股市泡沫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仍然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升级为基本导向，防止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当然，上山容易下山难，房地产价格泡沫剧烈地破灭也是国家经济难以承受之重。笔者认为应该以适度通胀、居民收入适度上涨、房地产价格适度下跌、人民币适度贬值来化解目前的困境。最为重要的，必须建立经济、企业以及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良好预期。
中国经济、金融需要新政。
2.全球通胀强化中国实体经济中心的地位
当国人对于通胀喊打喊杀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经济能够屹立不倒皆是拜全球通胀所赐。2003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达到7%的增长。道理很简单，在原材料紧缺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消费更少的原材料却开采更多的原材料具有短期竞争优势。2008年以来，国际石油、煤炭等价格达到了难以承受的高价格，越南、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先后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中国受到影响仍然轻微，在于中国产业已经具备初步的成本转嫁能力，国家仍然保持了对于国内资源价格的控制力，并继续在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开采。
从长远来看，中国不可能长期通过大规模的国内资源开采来维持这种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应该向朝着争夺全球原材料的产业竞争力方向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当我们自满于目前中国经济良好表现的时候（当前，大规模开采国内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都是欣欣向荣的），将错过奠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时机。
中国产业升级刻不容缓。
3.中国经济短期内具有非常强的健壮性
当国内经济学家们对于美国“次级贷危机”惊慌失措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出乎意料地稳健，于是他们又欢呼雀跃，以至弹冠相庆起来。除了无知，还是无知。
中国经济短期具有很强的健壮性（控制论中称为“鲁棒性”），在于中国已经初步获得了全球实体经济的中心地位，并仍然用国内资源耗费来维系这种地位。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
笔者以为，中国应该继续推进“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和谐社会”、“节能减排”，这些战略实施的效果决定着中国经济长远前景，而对于GDP、CPI这些细枝末节的指标不要太多地关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
当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战略执行能力问题，而不是战术问题。战术的得失不过在升斗之间，而战略的失误则会失去历史。
三、中美之间的良性战略互动
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虽然有走出低谷的可能，但需要其他国家的强力配合。相反地，中国经济因为具有巨大的短期优势，只有中国能够给美国最大的帮助。
笔者认为，虽然美国短期给予中国最大的压力，但长期却与中国有一致的利益。美国的衰落短期会减轻中国压力，长期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美国衰落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稳定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中美结成经济战略轴心是共同的需要。
1.中美关系仅限于经济轴心
中美经济具有最大的互补性，美国经济优势在于其创新性、价值观主导性、虚拟经济、全球经济秩序主导性，中国则具有全球最大的实体经济。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智慧决定中国不可能在虚拟经济领域挑战美国的地位，在于这种定位本身也是双刃剑，并不总是意味着绝对利益。
美国方面，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美国经济、金融、政治地位只能是空中楼阁，衰落是必然的。中国方面，国际秩序、规则对于实体经济的潜在干预风险非常巨大，中国需要稳定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美可以通过结成全球经济轴心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应该加强新能源、环保、节能、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将会在美国经济复苏、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方面给予美国巨大帮助，而美国则应该从产业、金融等方面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国际原材料的基本需求。
2.中美战略对话的主导权应该在中国一边
美国在全球的核心利益是金融一体化与国际原材料控制权，在美国经济、金融危机、政治可信性下降的背景下，很难实现。美国需要扭转这种趋势，但没有中国的帮助又是不可能的。
当前，美国为了局部利益压迫人民币升值、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不利于形成中美互信，是战略的短视行为。由于美国困境的紧迫性，中美战略对话的主动权理应在中国一边。
3.中国自主性是中美经济轴心的前提
相互给予安全与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来自于经济、金融的自主性，在一定的自主性之下，中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数年里获得稳定的全球实体经济中心地位。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经济、金融才会进一步开放，就像1996年日本金融业全面开放一样。
在中国不具备进一步金融开放的前提下，美国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与中国的深层次合作，只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的自主性还包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与美国军事上的均衡是美国获得国际信任的关键，也是全球稳定的基石。美国军事力量的削弱与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将会从实力上保证中美两国分别成为全球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开启全球的未来。
后记：大选在即，笔者期待美国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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